摘要：阿尔都塞对哲学的定义经历了一个系统性的反思与修正过程，其可分为"哲学是理论实践的理论"（哲学Ⅰ）、"哲学伴随科学表述政治"（哲学Ⅱ）和"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哲学Ⅲ）三个维度。类似地，"哲学"概念的演进同样存在着三重辩证运动：一、认识论断裂（哲学Ⅰ到哲学Ⅱ）：通过PSS理论破除哲学对科学的知识论僭越，将干预对象转向科学实践中的意识形态战场；二、政治转向（哲学Ⅱ到哲学Ⅲ）：以"形势"取代传统的哲学本体论框架，将哲学战场定位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三、自我消亡（哲学Ⅲ到非哲学）：通过"非哲学"的激进实践，将哲学改造成自我消解的革命方法论。该演进过程暴露出阿尔都塞思想的内在张力：既试图通过PSS干预保持科学维度，又不得不逐步将阶级斗争升格为哲学本体，这种摇摆折射出其与科学主义难题性的不彻底的割席。而凭借"非哲学"概念，指出阿尔都塞未竟的事业在于建立哲学实践的第四维度——既介入形势又保持批判距离的辩证立场，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存在模式提供了新的图景。
关键词：科学家的自发哲学；赌注；形势；理论中的阶级斗争；非哲学
在马斯佩罗出版社于1968年底再版的《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的"致读者"中，阿尔都塞以"确切无疑的理论主义倾向"(tendance « théoriciste » certaine)[1]的用语对自己有关哲学本质的论点作出了批评，这一倾向就体现为他曾把哲学定义为"理论实践的理论"，而这势必会产生"思辨主义"或"实证论"的后果。
"理论实践的理论"(Théorie de la pratique théorique)的提法出自《保卫马克思》(Pour marx)[2]，阿尔都塞在书中提出了他独特的理论实践观，理论实践被视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与生产实践、政治实践等其他实践形式一并构成了社会实践的总的集合体。其中，"理论"又被区分出三重意义：théorie(任何带有科学性质的理论实践)、"théorie"(具体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往往是前种理论的产物与结果)与Théorie(关于一般实践的理论)。作为指导着一切实践的理论一般，Théorie指代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亦即阿尔都塞所指认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那么，阿尔都塞为何会对上述定义作出"理论主义"的判决？这种判决的背后又隐含了其思想上的何种转向？既然哲学无法充当社会实践的指导理论，那它之于社会实践究竟拥有何种意义？实际上，仅在"理论实践的理论"的论点提出两年后，阿尔都塞便以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为主题，在一种崭新的难题性(problématique)[3]意义上重新界定哲学与实践的关系。关于哲学的新提法开启了研究"哲学一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折点[4]。
一、在科学那边：哲学与科学的联系
科学成为了打开一门关于哲学的理论的契机，或者说，哲学与科学的联系构成了新的哲学范畴的特殊规定性，与科学的这种关系对哲学而言是"构成性"的，以至于"在与科学的关系之外，哲学并不存在"[5]。阿尔都塞认为在精确科学内部之间、精确科学与人文科学、以及精确科学与文科之间存在着两种异质性的关系，分别为"应用的关系"(rapports d'application)与"构成的关系"(rapports de constitution)。应用的关系就像邮票"应用"于信封之上的关系一样，它标记了作为关系承担者的两种对象之间的区分，邮票与信封是两种不同的对象，并且表明了对象之间的外在性与工具性，邮票是"从外部"附着在信封上的，这种应用出于某种技术性的目的(为了寄出邮件)。另一方面，构成的关系则说明了关系双方并非两种孤立的实体，相反其中存在着一种有机的生成性联系。说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是应用的关系，就意味着数学在自然科学的内部充当着一种积极的构成性要素，数学构成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理论的具体存在形式，数学即是这些科学的存在本身[6]。因此，科学之于哲学是一个构成的要素，意味着哲学——离开科学的哲学无法成为独立于科学实践的自主学科，哲学若想存在，就要与科学发生关系，只有处于与科学的关联性之中，哲学才真正作为哲学而存在。
如何理解科学之于哲学的构成性肌理？要理解科学在什么意义上构成了哲学，首先要理解为何科学不是哲学，"哲学不同于科学，哲学范畴不同于科学概念"[7]。阿尔都塞以哲学上的"物质范畴"与科学上的"物质概念"的区分为例，说明了与随着科学在历史上的每一步知识上的进展而发生变动的科学的物质概念不同，哲学的物质范畴的意义却保持了自身的凝固性，哲学的物质范畴是绝对的(absolute)。纵观知识的历史，自近代的牛顿定律到20世纪初量子力学的创立，物质概念的内涵在科学中经历了彻底的革命，如"钟慢效应"和"尺缩效应"的提出就颠覆了传统物理学的经典时空观，时间与空间不再是一种均质的恒常对象。但在哲学方面，发源自巴门尼德的estin(存在、是)却成为了支配整个西方哲学本体论进路的核心范畴，海德格尔在论及"存在问题在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地位"时就曾表示，"这个命题可以一直回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论点"[8]。此外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对于思维和存在何者是本原的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9]，因而在列宁看来，"整部哲学史归根到底都可以被归结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10]。
哲学范畴在形式上的绝对性，就在于哲学并不像科学那样拥有一个对象(objet)。哲学是由论点(Thèses)即独断的命题所构成的概念体系，这套概念体系又发端于哲学对社会实践的否定构形(déformation)[11]，它是哲学试图通过命题、范畴等概念化手段对现实的理论再现与构形，只不过这种构形往往具有歪曲现实的历史顺序使之顺应于哲学概念的逻辑顺序的特征，因而总是一种带有伪装性质的否定性构形。哲学的否定构形生产出了与现实对象截然不同的"哲学对象"，"哲学发现自己有义务去发明一些不包含任何经验性指涉的哲学对象，例如真理、全一、总体、我思、先验主体以及其他在哲学之外并不存在的同类范畴。"[12]尽管哲学不像科学那样有一些实在对象作为自己的对象，但依旧存在着所谓的"哲学对象"(objets philosophiques)，它们是内在于哲学之中的对象[13]。
因此，哲学的"问题"(question)不同于科学的"难题"(problème)，问题恰恰是对难题的哲学构形，是哲学以独有的逻辑"提出科学难题的方式"[14]。阿尔都塞对问题与难题的划分可以追溯到他在《读<资本论>》中对"认识对象"(objet de la connaissance)与"现实对象"(objet réel)的界化，这是一条由斯宾诺莎和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15]。马克思在分析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所包含的两条道路时，就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抻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6]。类似地，哲学问题是对科学难题的理论再现，而这种在"他处"的再现过程的前提就是二者的异域性。"哲学问题不是科学难题"[17]，这意味着哲学并不会代替科学的位置去解决科学的难题，哲学不是指导具体科学实践的Théorie。但另一方面，认识对象是思维用来把握现实对象的专有方式，阿尔都塞虽然不再从知识论的角度来思考哲学，但仍然认为哲学将以"另一种方式"干预科学实践，哲学问题所开辟的空间将有助于科学难题的提出，这便是哲学的"游戏"(jeu)[18]。
哲学范畴不同于科学概念，哲学问题不是科学难题，那么哲学与科学的联系将如何可能？这里存在着一种必要的中介。阿尔都塞认为，科学家们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从事着他们的实践的，如同哲学以问题化的操作承认了科学中的难题一样，科学家也"自发地"承认了哲学的存在，这种对哲学的无意识的认同就构成了"科学家的自发哲学"(Philosophie Spontanée des Scientifiques)[19]。PSS在通常情况下是默默工作的，它在科学实践中的以不在场的形式作用于科学实践，这种"不在之在"是PSS的典型特征，它是一种不以哲学的名义自我命名的哲学，一种自发的哲学。但在历史上的"危机"时期，难题的集中爆发致使科学已经无法"在科学内"解决这些难题，科学进程为难题所组成的超定方程所遏制，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就不得不援求外部的理论资源(哲学)，PSS就于此时走向台前，作为一件事实被清楚地揭露出来[20]。
面对危机，科学家们表现出三种典型的反应：第一种是坚守科学的领域，使PSS继续以潜在形式发挥功能；第二种则是抛弃科学彻底倒向哲学，以哲学的方式渡过科学的危机；最后一种人在继续科学的工作的同时主动从事哲学，他们开始批判PSS的自发性，并试图为科学提供一种更"好"的科学哲学[21]。但无论是哪一类反应，都表明了科学家的自发哲学对于他们所从事的科学实践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可能积极的(有利于科学实践的开展)，也有可能是消极的(构成科学发展的障碍)。更进一步说，科学的危机实际上仅只是科学家们的自发哲学的危机，科学家始终是在他们的PSS中以哲学式的想象关系体验着危机，面对这一危机，科学家总是依照各自的PSS而作出设定好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为危机而危机"(crise pour crise)[22]，"科学危机"只是作为一道口号，一条来自哲学的判决，目的就是要在该口号中通过意识形态镜子式的自我设定(对科学进行哲学上的故作姿态)来倒映出PSS。
既然如此，哲学的游戏就具体表现为通过干预PSS来影响科学实践。阿尔都塞将PSS分为唯物主义的要素1和唯心主义的要素2，前者是科学内部的要素，是从科学实践的日常经验的直接性中产生的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后者来自于科学的外部，它反映了现有哲学对于科学实践的种种意识形态诉求[23]。哲学对PSS的干预，在阿尔都塞那里就体现为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性地改造PSS以改变其内部的力量对比，驱除要素2造成的幻觉，使要素1居于支配地位[24]。由此可见，干预PSS的任务一方面只能由这样一种哲学来承担，它不包含任何外在于科学实践的利益诉求，它不是使科学去符合哲学而是为科学服务，这即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哲学。另一方面，唯物主义的哲学将只能干预PSS，"哲学只能干预哲学"[25]，它无法越出自身的领域直接干预科学，哲学与科学之间的互动性关联以PSS为基本中介。
在未发表的手稿《在哲学那边》(Du côté de la philosophie)中，哲学与科学的本质关系被规定为哲学从认识论上对科学知识进行盘剥利用(exploiter)，"一方面，哲学将科学置于自己之下，将其成果利用到论证政治正当化的目的上，另一方面，哲学学习科学的论证程序，即接受其合理的形式。"[26]于是阿尔都塞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理论对象的理论学科，其摆脱了纯粹的经验性和技术性，并通过演绎、证明等理论程序生产出知识)存在的情况下，哲学才能存在，而在西欧以外的地方由于不存在严格的科学，也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哲学[27]。但因为该手稿依然将认识论置于哲学的核心位置，在立场上带有理论主义的亲缘性，故阿尔都塞将其视为不合时宜的作品并保留下来不予出版[28]。
二、词语的战场：哲学的赌注与形势
（一）作为赌注的科学实践和意识形态领导权
对PSS的干预的例子，说明了哲学没有对象，只有赌注(enjeu)[29]。在阿尔都塞看来，列宁将哲学实践的最终本质定义为"对理论领域的干预"[30]，这种干预采取着双重的形式，在确定概念、提出论点的方面采取理论的形式，而就这些理论论点发挥作用的方面采取实践的形式。哲学的实践维度就在于，它在理论领域内为正确的和错误的观念，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划清界限"(trace des lignes de démarcation)，"哲学的主要功能就是在意识形态的东西和科学的东西之间划清界限"[31]，从而保卫某种实践抵御来自外部意识形态的威胁。因此，正是对科学的干预中，哲学通过提出论点的方式改造着PSS而进而影响着科学实践。其中的赌注就是科学的命运，是科学实践为哲学所盘剥利用还是受到它的援助的问题。
无论是在《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Philosophie et philosophie spontanée des savants)还是《列宁与哲学》(Lénine et la philosophie)中，从事知识生产的科学实践始终被置于哲学干预的核心地位，但到了《哲学的改造》(The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y)一文，阿尔都塞开始将干预移置进社会实践的总体性视域之中进行考察，此时哲学的干预和赌注也就发生转变。首先，马克思主义坚持哲学有一个"外部"(exterior)并且只能通过和为了这个"外部"而存在，这个哲学的"外部"就是实践，社会实践[32]。实践不仅表现为哲学的"外物"，还表现为一种"异物"(other thing)，即社会实践不仅是哲学所没有彻底构形化的东西，更是构形所无能为力的东西。实践作为哲学构形的剩余构成了哲学的一种症候性存在，在实践的领域内对哲学进行阅读，就能使哲学家们"跌破面子"(casser la figure)[33]，打破哲学的平衡以深入其"内部"。在这个意义上，"否定构形"中的"否定"就包含着双重的含义，一是哲学对实践的否定，是问题对于难题的否定性歪曲，二是哲学的自我否定，构形本质上是一个注定失败的过程，这是对构形本身的否定。尽管社会实践相对于哲学是一种"外异性"的存在，但阿尔都塞却又认为，哲学的真正外部空间就存在于哲学自身之内[34]。这是因为在哲学的改造(transformation)[35]中，哲学试图以自身的构形形式将一切社会实践整合起来，通过"在哲学上"统摄全部实践的方式确立起哲学的真理。但实践所构成的现实情境总是无法被哲学形式所化约的，在哲学的内部，存在着实践对改造的抵制，抵制是一种力量，它拉开了哲学与实践的距离，这个距离是哲学与实践之间所固有的，但却只能在哲学中以改造-抵抗的方式被象征性地拉回。
其次，哲学对实践的改造是有目的的改造，是为了对社会实践进行哲学上的统一[36]。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哲学用自己的哲学对象和范畴体系制造出内在的等级秩序，在改造中利用内在的秩序对社会实践所构成的具体总体进行拆分重组，把不同的社会实践分配到内在秩序为它安排的位次之上。当黑格尔把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描绘为伦理精神在逻辑上的依次展开时，他所进行的就是这种观念上的排序游戏。使现实服从哲学秩序的统一并不仅只是一种美学上的操作，或者说，由于哲学的精神支配着整套等级秩序的生产，它也就同样横亘于作为秩序承担者的具体实践之上，这样，"普通经验没有把它本身的精神，而是把异己的精神作为精神"[37]，哲学精神就成为支配着社会实践的"真实"权力。
哲学精神对现实权力的篡夺打开了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领域。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绝非只是由无知和偏见堆积而成的虚假意识，相反意识形态是人们体验他们与实在之间关系的方式，"意识形态表述(représentation)了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作为社会表征结构的意识形态，它是一种"非历史的现实"(réalité non-historique)[38]。不存在脱离意识形态的"纯"实践，就像不存在脱离PSS的"纯"科学一样，并且全部实践都是透过意识形态来自我实现、自我认识的。哲学对实践的改造，使得哲学的表述，即这些专门从事哲学生产的意识形态专家的表述成为了主导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表象的支配性表述，它就凭借在意识形态场域中占据的决定性结构点位渲染了社会意识形态的颜色以干预社会实践。这就引发了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hegemony)的问题，任何社会要想存在就必须在生产的同时进行再生产，再生产包括从实践方面对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进行再生产，以及从意识形态方面对社会存在的观念条件进行再生产，为此，统治阶级在夺取暴力性的国家机器之外，也要夺取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39]。正是在这里，哲学的改造就被卷入到社会各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之中，这一次，赌注不再是科学实践的"纯洁性"，而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二）为词语而斗争的症候性能指
不同于实践场域内各社会阶级的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哲学以其特有的方式进行着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这具体体现为哲学"为词语而斗争"(fight over words)。哲学通过陈述论点在理论上划清界限以表述实践斗争，其中词语便是哲学进行理论陈述和实践干预的工具，哲学干预最终要落脚到具体的用词之上，"社会阶级间的全部斗争都可以被归结为支持一种词语以反对另一种词语的斗争"[40]。这让人联想起《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他们宣称自己只为反对"词语"而斗争(nur gegen "Phrasen" zu kämpfen)，然而在马克思看来："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41]不过决不能把这两种围绕词语进行的斗争混为一谈，青年黑格尔派是站在思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用词语来反对现实，而阿尔都塞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将哲学词语视为对社会实践的能动的意识形态表述，来阐述词语斗争所具有的客观的社会效力。为词语而斗争就是以反对"这个世界的词语"的方式来反对"现存世界"，就是要用革命性的话语在使现存社会合理化和永恒化的意识形态陈词滥调中撕开一处豁口，从而开辟出全新的表述空间。
阿尔都塞本人的哲学实践就是最好的例证，他把马克思定性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anti-humanisme théorique)[42]，正是为了同自苏共二十大以后兴起的关于马克思的种种人道主义思潮划清界限，"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被视为一面为反对关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解读而挥舞的旗帜，离开这一历史性的场景，旗帜本身不具备任何额外的意义。甚至当阿尔都塞以理论实践作为知识生产的模型，把哲学称为"理论实践的理论"时，也强调必须就这个论点所具有的划界效果来理解它，其一方面赋予了理论领域的相对自主权以免于来自政治的威胁，另一方面它反对思辨式的纯理论，为理论烙上物质实践的特性[43]。阿尔都塞也承认，尽管理论实践的论点是为了同经济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作斗争，但这种斗争式的立场同样也诱发了相应的后果，即一种理论上的"省音"(un effet d'élision)：经验性知识的问题被搁置和遮蔽了，而关于经验知识的理论的缺席反过来导致了科学的生产理论的移置和变形[44]。
此外，为了在哲学实践中确立起一种姿态，阿尔都塞转向马基雅维利和列宁这两位同样进行着理论干预的活动家。马基雅维利的方法准则是，必须极端地思考(think in extremes)，这意味着要想使一种观点得以可能，就必须占据着一种不可能的位置[45]。对此列宁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当一根木棍朝着错误的方向弯曲时，如果你想使它保持笔直，就应当竭力把它弯向另一边[46]。为了批判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也就是说，为了使该立场的意识形态性质暴露出来，就不得不"从另一边"采取一种必要的理论夸张来与它形成对映，阿尔都塞凭借他的论点制造出"科学的重力"，只是为了制止思维继续顺着惯性滑向意识形态，在这里问题的核心仍然是赌注而不是对象，是论点所能产生的效力而不是论点本身的完备性。阿尔都塞在有意识地使棍子弯向另一边。
同样可以从"症候阅读"(lecture symptomale)的角度来理解"为词语而斗争"的必要性。词语绝非仅只是词语本身，任何词语的言说都指向着使这种言说得以可能的深层难题性，作为言说的真正主体，难题性本身却是不可见的，是词语的"内在黑暗"(ténèbres intérieures)[47]，但在由难题性所决定着的词语的出现与不出现之间，词语的沉默和空白构成了言说的一种症候，症候的阅读使得对难题性的窥视得以可能。在"人创造历史"[48]的口号背后，潜藏着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难题性，在"鲁滨逊式个人"[49]的理论假象背后，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难题性，而在由科学话语所编织的具体科学范式背后，蛰伏着的是作为PSS的难题性。此时，为词语而斗争就是为正确的用语，为词语的精确性而斗争，就是用"群众"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用语来取代"人"和"超越"的抽象哲学范畴的斗争[50]。哲学是通过修改词语的形式和顺序来发挥功能的，词语之间被制造出来的差异与顿挫，就使得某种新的东西作为之前一直被掩盖着的事物被揭露出来了[51]，正如症候暴露出难题性的存在一样。词语的变更造成了意义的滑动，期间一种意义为另一种意义所压抑和遮蔽，从这里也能看到来自精神分析语言学的影响。
（三）形势的场域与正确性的回溯
在哲学的战斗中，战斗的赌注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武器是词语，但问题在于哲学将在何处作战？是什么构成了康德所说的哲学的战场(Kampfplatz)[52]？答案就存在于哲学的"形势"(conjoncture)当中。在谈到哲学命题都是论点时，阿尔都塞补充道："哲学的论点，由于无法成为科学上的证明和验证的对象，就不能被称作为'真实的'(vraies)，而仅能被称为'正确的'(justes)"[53]。"真实的"与认识相关，它暗示着科学与其实在对象之间形成的真实的理论关系。其次，"正确的"则与实践相关，它指的是在由多种相互冲突的实践所汇合而成的形势中某一实践得以为自身"开辟道路"的正确方式。阿尔都塞曾多次引用列宁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54]问题不在于怎么从字面意义上对这句话进行意识形态的肯定或否定，肯定的一方会将其奉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的印证，否定的一方会斥责列宁只不过在玩弄政治口号。重点在于，要症候地阅读出"正确的"一词所掩藏的真正意指。列宁称马克思的学说是正确的，不是宣告马克思发现了科学上的真理，而是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开启了真理的进程，它使无产者的解放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理"为一种政治实践开辟出正确的道路。
正确的总是相对于某种斗争的形势而言的，它是实践对于自身所处之形势的反思性修正的结果，如何理解所谓的"形势"？哲学实践根植于理论的形势之中，后者实际上是由全部科学与哲学所纽结在一起的症候性的超定意识形态场。阿尔都塞曾用"意识形态场域"(champ idéologique)这一概念来形容充当具体思想-意识形态和客观社会构形之间中介物的观念性场域结构[55]。意识形态场域由具体的思想-意识形态所构成，但思想-意识形态一旦被整合进场域之中，它们就不再作为独立的东西而是成为场域的结构性效应中的"共时性身影"。于是情况就不再是：马克思曾是一名青年黑格尔派，然后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走向了唯物主义，诸如此类。事实上，马克思所遭遇的黑格尔不仅是带着新黑格尔主义的面具那么简单，他是一个总是-已经被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所"过度诠释"了的黑格尔，这些诠释汇合成了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黑格尔效应"。
面对形势，哲学也总是-已经深陷其中，当康德用"战场"来称呼以往的哲学争论的时候，他是以自己的批判哲学置身事外的口吻说话的[56]，但哲学越是想要与形势拉开距离，拉开的动作本身就足以令哲学跌入其中。于是阿尔都塞称，任何哲学都已经是它所干预的形势的一部分，在哲学和形势之间，不可能存在着简单的真理性关系(rapport de simple vérité)，相反这只能是一种修正性的实践关系(rapport pratique d'ajustement)：第一，理论的形势是一个内部充满了冲突与张力的复杂矛盾体，哲学与形势的关系也就是两种互相较量、拉扯着的力量的关系(rapport de forces)。第二，哲学在形势中的实践，是一场与现存的观念（主导性的或从属的）的斗争过程中的自我修正过程。第三，实践的结果干预了进来，新的论点描述和建立起新的立场，并回过头来改变了原先已有的立场，进而影响着作为赌注的现实本身，斗争最终确立了正确的（或不正确的）论点[57]。
从中可以发现形势的三种特征，首先，哲学话语之于形势的客观效力性，哲学的效力不仅体现在社会实践的倾向上，而且哲学之于哲学，话语之于话语就具有相对于彼此而言的实在力量，不在场的词压抑，变形了在场的词，新出现的词打乱了原有的词序。其次，新论点的介入对于形势来说是一种"事件"(événement)，事件是无法被化约为事情的东西，毋宁说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将日常经验征召为事情的那种"事情框架"。阿兰·巴迪欧曾这样形容事件："事件就是对一的偶然超出，在那里，情势的空反过来变得可以被认识。"[58]事件打破了被"计数为一"的情势的一致性，它溢出了那种针对现实的计数操作。因此论点的事件性表明，新论点在为形势打开了新的空间的同时，也回溯性地重构了旧有的场域结构。马克思有关新哲学的构想回溯性地改变了旧哲学在形势中的位置和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当列宁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时候，他就将马克思主义回溯性地构建为具有无限力量的真理性纲领，革命行动总是自我授权的。最后，"正确的"观点是形势中的修正过程"过度决定"(surdétermination)的结果，正确性不是针对具体形势的综合考虑和对多方力量的比较计算，这种形式化的精密计算对于转瞬即逝的形势而言是不可能的，正确性是过-决定的，它反过来对形势作出区分，在"错误道路的错误道路"[59]中开辟出正确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它象征着主体的坚持，因而也总是"超越决定"的[60]。
三、非哲学：一种新的哲学实践
在《自我批评材料》(Éléments d'autocritique)的结尾处，阿尔都塞回顾性地总结了其哲学定义的演变过程[61]。第一个时期以《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为代表，哲学被定义为"理论实践的理论"，其处于与科学等同的地位。第二个时期以《列宁和哲学》为标志，哲学此时被视为政治在特定领域的延续，哲学表述(représenter)阶级斗争，即政治[62]。哲学的"表述"仍然是双重的，哲学只有在伴随着科学的情况下才能对政治进行表述，科学仍然作为理论领域的赌注同政治一起组成了哲学介入的两大领域[63]。直至论战性的《答刘易斯》(Reply to John Lewis)，阿尔都塞才给出了他关于哲学的最终定义："哲学归根到底(dernière instance)[64]是理论中的阶级斗争"[65]。科学丧失了理论领域的主能指的地位，而是作为哲学斗争的特定的理论效果而出现。因为哲学这时候不仅在政治实践和科学实践，而且在从生产实践到艺术等社会实践的一切领域中都存在"效果"[66]。
可见为了清除理论主义的要素，阿尔都塞不得不逐渐降低科学知识在哲学斗争中的赌注份额，不过哪怕在最后关头，他都没有完全抛弃科学性的领地，仍寄希望于哲学能够在科学中"起作用"，也就是，帮助科学生产出新知识。科学在阿尔都塞那里始终是某种具有内在真理性的东西而与意识形态区别开来，"真理同时指认出自己与谬误(Verum index sui et falsi)"[67]。对此福柯批评道："问题不在于在科学性的或真理的话语与其他类型的话语之间划清界限，而是在于历史地考察真理的效果是如何在既不真也不假的话语之中生产出来的。"[68]也许在福柯看来，阿尔都塞自始至终都未能彻底摆脱科学主义的知识型，"科学"成为牵绕着阿尔都塞哲学的那个迷人的对象a(objet petit a)。
相比于传统哲学家而言，马克思取得了一个同他们相当疏离的点位，《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11条显著地突出了这一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9]马克思在哲学史上表现为一个悖论："他接受了哲学的教育，却拒绝从事哲学写作"[70]。马克思一生不断地同别的哲学家进行论战，却不曾系统地写过自己的哲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不得不替马克思这么做了，但连他也承认该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71]。阿尔都塞不止一次地强调，马克思没有留下任何体系化的哲学，相反他的哲学以"实践状态"(état pratique)存在于《资本论》之中[7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封闭的和总体性的真理体系…而是一种理论的武器"[73]，这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传统的哲学实践是对现实的改造与否定构形，而马克思的新哲学实践是对哲学本身的改造和干预。马克思所需要的从来不是一种作为哲学的新哲学，因为把哲学作为哲学来生产，就意味着加入对手的游戏[74]，承认哲学形式自古（希腊）以来就具有的合法性与效力。由是，当人们误读了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实践哲学"的说法，把实践哲学作为哲学，把实践指派到本体、真理等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的点位时[75]，也就把马克思拉回了旧哲学的领域。重要的是更改旧的句法，同传统哲学的难题性相断裂，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对待和思考哲学。
阿尔都塞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例，在马克思和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现有的国家机器，要想真正超越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以达到更高阶段，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只能采取这样的形式，一种自我否定、自我消亡的形式，"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76]，无产阶级的国家旨在达到一种"非国家"。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当是一种"非哲学"(non-philosophy)[77]，这是一种旨在消灭传统的哲学（对实践进行哲学上的盘剥利用）的哲学，一种使传统的哲学的存在（凭借对社会实践的系统化的歪曲以维护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变得多余的哲学。非哲学代表着哲学与未来社会相适应的新的存在形式，它类似于阿尔都塞曾经展望过的"无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意识形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来调节人们与其生存条件的中继站和要素，而在无阶级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来体验自身的生存条件的中继站和要素。"[78]
行文至此，不同于《保卫马克思》塑造出来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形象，一位在意识形态的战场上进行政治鼓动的战斗式的阿尔都塞就呼之欲出了。事实上，科学主义仅只是一副凝固在阿尔都塞脸上的倏忽而逝的面具[79]，只有在哲学的斗争中，我们才能看清阿尔都塞那张生动的脸，可悲的是，人们偏爱那副高屋建瓴，精巧华美的科学主义面具，更甚于号召人投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艰苦战役的脸。阿尔都塞是孤独的，他的身躯也是支离的，但相较于那场最终炸毁了一切逻辑结构的解构之雨[80]，彼时曾被自己的学生们高高捧起，又重重摔下的阿尔都塞仍然保持着战斗的姿态。在《今日马克思主义》(Le Marxisme aujourd'hui)中，阿尔都塞指出了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那些空白，以及由这种理论空白所引发的崇高的悲怆实践[81]。他曾用哲学落后于科学"一整天"[82]的说法试图弥平这种空白制造出来的裂隙，哲学应该落后于科学，哲学依靠着落后于科学的这段反思性的距离而存在，哲学诞生于必要的落后。重点在于不能仅仅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上述说法，这不是哲学必然落后于科学的理论陈述，而是哲学"应该"落后于科学中所包含的战斗呼吁：一切都在"应该"之中，指出过去的时机尚未成熟，是为了说明当下的黄昏已经来临，哲学的猫头鹰应该展翅飞行。对于阿尔都塞来说，马克思主义应该承认这些历史性的悲怆，并为之负起责任，因为当下的赌注是今日马克思主义[83]，重要的是让马克思主义了解自己的过去，并在自我变革中走向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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